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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志
      公益律師郭建梅:我們辦的不是案件,而是當事人的人生 | 公益SHE引力
      堅守理想,看清事實,保存實力,心懷希望。

      中國慈善家 · 2024-05-07

      郭建梅。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郭建梅。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郭建梅最近一直在出差,先是貴州,再是河南,回北京還沒待上兩天,就又出發了。這樣的工作節奏,對年輕人來說都嫌吃力,64歲的她卻感覺很充實。

        這已經是郭建梅做公益律師的第29年。就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的前一天,她作為代理律師,幫一群糧農要回了購糧款!八麄兲y了,辛辛苦苦種了一年的糧食,如果收不到錢,很多人就活不下去了。我不幫他們,誰來幫他們?”

        這些年來,她看見過弱勢群體的苦難,憤怒過,糾結過,委屈過,抑郁過,但最終她不再焦慮。她開始勸一些同行:堅守理想,看清事實,保存實力,力所能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時心懷希望。

        “你看我64了,基本沒有白頭發,一天到晚高高興興的,因為我內心還有陽光!惫氛f。

      心生力量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在《中國律師》雜志社擔任主編助理的郭建梅前去采訪,在其中的女律師論壇上,她見到了來自各國的公益律師們,第一次知道了“公益律師”這個概念。郭建梅看到了自己未來的方向。

        3個月后,郭建梅辭去了雜志社的工作,和幾位北大法學院的老師共同創辦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成為中國第一位專職公益律師,專為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

        近30年過去,機構名稱從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變更為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簡稱千千律師所),她和一群致力于為弱勢群體打官司的公益律師伙伴們,代理了一個又一個社會關注度極高的案件:北京女孩董珊珊遭家暴致死案,深圳山木集團總裁宋山木職場性侵案,四川安岳婦女李彥遭家暴以暴制暴殺夫被判死刑案,山東煙臺鮑毓明涉嫌性侵養女案,上海財經大學錢逢勝涉嫌性侵女學生案,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姚舜熙性騷擾女學生案,廣東惠州38位出嫁女土地權益案,江西婺源68歲鄉村小學返聘教師強奸、猥褻多名女學生案等等……從女性的人身權利到財產權益,從家庭到職場,郭建梅和她的同行者們以法律為武器,為一個個權益遭受侵害的女性爭得了應得的合法權益。

      1995年9月,郭建梅(右一)參加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圖/受訪者提供
      1995年9月,郭建梅(右一)參加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慈善家》:在千千律師所的案件中,免費的公益訴訟占比是多少?

        郭建梅:千千律師所目前做的所有案子基本都是公益訴訟案件。我們還在咬牙堅持,一是我們作為第一個由專職公益律師組成的公益法律援助機構,一直堅守著法律人的理想、信念、情懷,希望盡可能地推動法治的進步,這是我們的法律擔當和職業擔當。畢竟我們也算是被大家公認的公益法領域的一面旗幟,如果連我們都選擇放棄不做了,大家可能會很失望,我們自己心里的理想和信念也就破滅了。

        二是我們機構目前還預留了一點公益資金,我們希望把這點資金繼續用在公益法律援助事業上。

        三是目前我們每天依然會接到類似的公益法律求助,如果我們不去幫助她們,可能她們的正當法律訴求很難得到支持,這既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也是我們選擇繼續堅守公益法律事業的潛在驅動力。

        《中國慈善家》:現在千千律師所的收入來源是什么?

        郭建梅:一方面,我們在法律框架內繼續申請一些公益項目資金,維持機構的運營;另一方面,基于我們一直以來所做的工作,也有一些關注千千、熱心公益的機構和個人給我們捐贈一些錢,這兩方面構成千千律師所目前機構公益運作的資金來源。盡管數量有限,但對我們來說,也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工作,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在贈與資金里面,因為我們是免費代理,一些我們幫助過的當事人,也會自愿贈與千千一點錢以表示感謝。她們都是弱勢群體,錢也不多,一兩百,四五百,有的還會給我們寄送一些家鄉的土特產,比如香油、蘋果、檸檬、土豆之類的,盡管都不值什么錢,但我們切實接收到了來自她們的這份真誠的心意。

        我們也一直跟相關政府部門之間保持著溝通協調,積極展示我們工作的成效,比如推動國家立法或者相關地方立法的出臺或完善(如《反家庭暴力法》及相關地方條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推動相關試點村村民規約的修訂(增加了保障婦女權益、符合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內容),推動相關典型案例納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指導案例等,這也充分說明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積極的、對社會有意義的。

        《中國慈善家》: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律所的生存?

        郭建梅:目前千千律師所基本不做商業訴訟,但如果確實堅持不下去了,我們肯定也需要考慮兼顧商業的問題,畢竟大家都要生存,尤其是年輕人的生存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千千律師所目前只有6名專職律師,其他是項目和行政人員,大家收入都不高。如果這些專職律師都接商業案子的話,他們的收入肯定要高得多,但大家就是有這種很強大的精神力量支撐著去做公益法律。比如我們的執行主任呂孝權律師,進入機構做專職公益已經快16年了,現在他是兩個孩子的爸爸,每天在路上往返需要4個多小時,但就是這樣一直在堅持做公益律師,這個真不容易,也很難得。我們機構其他的專職成員也大多是類似情況,沒有人選擇放棄。

        所以有時候我們同學聚會、朋友聚會,那些西裝革履開著豪車的精英律師看到我們,也表示非常尊敬。雖然我們收入不如他們,但我不羨慕他們,也不覺得比他們差,我覺得我的人生更有意義。真的,我真不是在說違心的話。所以人家說“郭老師,你都60出頭的人了,怎么看著還那么充滿朝氣?”因為我心里有陽光,我心里有力量。

        當然,我并不是討厭錢,只是我更想追求精神層面的東西,追求充實的、有價值的人生,所以我的內心很富足,也很驕傲、很自豪。我的同事們也都是這樣的一群人。

      1996年,郭建梅和北京大學的幾位老師,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婦女法律援助機構——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圖為安南夫人娜內·安南(前排右三)到訪該服務中心。圖/受訪者提供
      1996年,郭建梅和北京大學的幾位老師,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婦女法律援助機構——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圖為安南夫人娜內·安南(前排右三)到訪該服務中心。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慈善家》:大約在2004年,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進行了戰略目標改革——由法律援助轉向公益訴訟,從來者不拒,到有選擇地代理典型案例,通過典型案例推動法律的不斷完善。典型案例的選擇標準是什么?

        郭建梅:宏觀層面來說,我們機構選擇援助案件的標準是重大、典型、疑難、具有理論研究和立法倡導價值的案件,其中所有針對女性(包括女童)帶有性別歧視色彩的案(事)件是我們重點關注的領域和援助目標。

        舉個例子,兩三年前,我們援助過江西婺源一個兒童性侵案子,在當地的一所鄉村小學,一個68歲的返聘教師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至少強奸了3個不滿十四周歲的女童,同時猥褻了至少16個不滿十四歲的女童。我們組織了一個由各地十幾名律師組成的被害人法律援助志愿律師團,為所有被害女童提供無償法律援助服務。盡管案件持續了兩年多,援助律師團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結果是相對圓滿的:刑事方面,被告老師最終被兩罪并罰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民事方面,我們幫助全部16名被害女童每人爭取到6.2萬元的民事賠償,并與相關專業機構合作,對所有孩子和家長進行了專業的心理輔導和干預。

        在辦案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個禽師在十幾年前就曾因性侵女學生被行政處分過,是有劣跡前科的,卻沒有被及時清除出教師隊伍。當地基層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存在明顯的用人不當、監管不嚴的法律責任。所以問題就來了,除了被告教師,我們要不要同時追究縣、鎮兩級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法律責任?按照公益訴訟的思路,答案當然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內部討論的時候,我們十幾名律師的意見并不完全統一,有的認為如果連帶追究基層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的法律責任,很可能會造成輕判。另外,在民事賠償協商的時候,當地政府部門同意給每位受害女孩民事賠償并申請司法救助,家長們也傾向于不再追究。

        這時候我們就很矛盾——是追求公益訴訟的理想,還是考慮當事人的意愿?律師團內部吵得很激烈,但最終我們選擇了妥協,一位援助律師還因不滿這個結果,憤而退群。后來他冷靜下來后跟我聊了聊,覺得自己太過激動失去了理性。但這就是公益律師,都有一種情懷,希望能通過一個案子,推動法治的進步。當然,如果推動法治進步與當事人利益最大化之間產生了沖突時,我們必須選擇后者,千千律師所所有援助的案子,絕對不會單純為了推動法治進步而犧牲掉任何一個個案當事人的利益,這是一個基本價值導向和選擇的問題。我們始終強調并堅守一個理念:“我們辦的不是案件,而是當事人的人生!

        2004年3月19日,北京海淀區婦女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郭建梅(左)在與一位來自河南的女性交談。圖/視覺中國
        2004年3月19日,北京海淀區婦女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郭建梅(左)在與一位來自河南的女性交談。圖/視覺中國

      那些勇敢堅韌的女性

        郭建梅的父母都是鄉村教師,工作常常調動,她從小和姥姥生活在一起,也目睹了姥姥和奶奶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遭遇的不公和屈辱。

        姥姥因為沒有生出兒子,被趕出家門,后來到北京嫁給了一個工人,雖然生活困苦,有時候要靠撿破爛為生,但姥姥卻始終保持著骨氣。奶奶的命運更為悲慘,在男尊女卑的家庭里,白面饅頭只能給丈夫和兒子吃,或者拿出去賣掉,一旦女人被發現偷吃,就會遭到一頓毒打。最后,奶奶餓死在了賣饃的路上,籃子里的饅頭一個也不敢動。

        原生家庭的遭遇,讓郭建梅從小就思考女性的困境,為何會遭遇這樣的不平等。畢業后,她先是分到了司法部研究室,后來在導師王德意的推薦下,去了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

        《中國慈善家》:從1989年至1992年,你專職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如今這部法律歷經了三次修訂,你如何評價在婦女權益保障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郭建梅:這當然是讓人欣喜的一個進步,F在越來越多的女性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包括維權能力都在提高。做了近30年公益律師,我親眼目睹了這些女性的變化。有些女性非常堅韌,告狀從黑發告到白發,你閉著眼睛都能想象到她經歷了多少艱辛和痛苦,但是她還在堅持,有的官司最后還打贏了。

        我代理過一個青海西寧的出嫁女土地權益案子,剛開始是十幾個人,堅持到最后的只有一位叫蘇秀蘭的女性。她在告狀的過程中遭遇過被抓、被打,但仍然不放棄,我們也一直在幫她,F在她獲得了賠償和臨街的房子,但她還要接著告,為在告狀過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對待,申請國家賠償。

        一個農村婦女,沒什么文化,但是她真的特別堅韌、堅強。我非常佩服和贊賞一些女性當事人,她們也是推動法治進步的英雄。

      郭建梅在廣西田野調研。圖/受訪者提供
      郭建梅在廣西田野調研。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慈善家》:但確實也有不少人放棄了。

        郭建梅:我能理解在這樣一種生存境況下她們的無奈,我也會覺得很遺憾。我剛才提到的西寧的案子,現在只有蘇秀蘭一個人還在堅持,其他人獲得了錢和房子以后都回去過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還有更讓人生氣的。之前我們代理過內蒙古28個出嫁女土地權益的案子,她們一審遇到了很糟糕的律師和假記者,被騙了10萬元,最后敗訴了。后來她們找到了我們,二審勝訴,獲得近1000萬元的賠償,卻遇到執行不下去的問題。我們前后花了3年的時間,協調各種關系,終于讓她們拿到了賠償款。

        后來,我們想借助這個案子開展立法倡導工作,以喚起各方對此類問題更多地關注和重視。相關媒體希望能對她們中的代表進行采訪,結果你猜怎么著?她們所有人都換了手機號,還拉黑了我們。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也只能感到無奈和心酸。

        所以,當你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Ta們有時表現出來的這種前后反復的態度,我們也會生氣、無奈、失望,甚至產生一種挫敗感,當然這種挫敗感只是暫時的。

        后來再一想,不該有這樣的一種情緒。有這樣的情緒也可以理解,但不能讓這樣的情緒影響你、左右你,因為我們做這個事情,就是要幫助弱勢群體,使Ta們能夠逐步走出陰暗,慢慢地向光明靠攏。我們最大的目的是推動法治進步,我們要從大處著眼,這才是一個公益律師應該有的眼光和胸懷。這樣一想,也就想通了。

      女性主義

        對于郭建梅來說,公益律師只是一個職業和身份,并不意味著在維護女性權益上一定要和男性斗爭。比起“女權”,她更愿意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

        《中國慈善家》:現在人們提起你,會給你貼上“女權”的標簽,你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嗎?

        郭建梅:其實我對女權主義理論研究不深,我是個行動者。

        女權主義往往在現實生活中,給人的一個感覺就是斗爭。就像美國那個著名的海報“We Can Do It!”畫中的女性頭戴圍巾,緊握拳頭。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女權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無所不能,膽子大,特別能挑戰,要跟男人斗爭。

        與女權主義的稱呼相比,我更傾向于女性主義的稱謂。我們做工作的目的,不是要讓女性壓過男性,而是推動國家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貫徹和落實,使女性能夠享有跟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社會地位、家庭地位。讓女性在任何一個時間和場所都能自豪地說:我是一個女性,對男性我們不卑微,我是一個獨立、自主、有尊嚴的人;我是一個女性,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個大寫的人,和男性一樣,所以不要小看我。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女性主義的基本含義,我們絕不是要推動女性壓過男性,也不是要推動男女性別的二元對立,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不是。

        因為我是律師,用這樣一個身份,依法開展維護女性權益的工作。如果我是記者,看到有侵犯女性權益、男女不平等的情況,我也要去報道。因為女性是獨立的,有尊嚴的,你不能去欺負、侵害她。

        《中國慈善家》:今年,聯合國“國際婦女節”報告主題為“投資婦女,加速進步”。你如何理解這個主題的內涵?

        郭建梅: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么多年,從公益律師角度,我們的工作得益于國際視角,我們跟聯合國婦女署有過項目的合作,他們也資助過我們。我覺得聯合國在婦女發展這一塊的工作做得很不錯。對于女性發展、女性的生存、女性的權益,他們所做項目立意非常好,把項目設計得非常有意義。讓女性站在社會的前列、和男性一樣平等地去推動社會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它的意義和價值非常重要。

        但是,倡導只能夠起到一個宣傳帶動的作用,各國的反應和配合不一樣,如果有一些具體的行動和在經濟方面的投入,特別是對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能夠落實到具體的項目,將會更有意義。

      2007年1月,郭建梅到貴州進行土地權調研,與當地少數民族婦女交談。
      2007年1月,郭建梅到貴州進行土地權調研,與當地少數民族婦女交談。

      與自己和解

        曾經,在從事公益律師的第五個年頭,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直面苦難的壓力和焦慮,郭建梅開始出現一些負面情緒,抑制不住地委屈,甚至在一些研討會上就哭了起來。她意識到自己不對勁,去醫院一查,確診為“中度抑郁重度焦慮”。

        她只能暫停工作,接受治療,丈夫劉震云也放下寫作,陪她出去旅游散心。郭建梅甚至開始禮佛,在峨眉山和比丘尼住了十來天,每天四點晨起打坐,吃早齋,上午念經,下午散心,終日茹素。

        住持向她解釋“貪嗔癡”,說她幫助弱者,這個工作也算普度眾生,“但是你總想做成這件事,總想把所有人都救了,就是貪;你對這個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有怨氣,就是嗔;你沉進去了,這個事把你迷進去了,就是癡”。

        郭建梅有所頓悟,決定不再以完美主義要求自己。她開始同自己和解,向社會“有原則地妥協”。

        《中國慈善家》:回望這幾十年的工作,你覺得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郭建梅:最大的人生收獲就是,我選擇了一份我喜歡的工作,我沒有違背自己的內心,做了我自己。

        很多人問我,你為什么要做這個工作?其實跟我的原生家庭,跟我個人的性格,還有包括在北大所接納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精神,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做公益律師之前,我也做過別的工作,但最終覺得做公益律師是聽從了自己的內心,符合我的性格和我的理念,遵循了我的職業理想和責任;蛟S也可以說是一種宿命吧。

        第二個收獲就是胸懷變得更博大?吹侥敲炊嗫嚯y,我也焦慮過。但更多的是看到光明。在一個個案子中,我跑了很多地方,看到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看到人性的光芒,也看到人性的丑惡,對人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讓自己更有見識,也更豁達了。

        第三個收獲,這么多年我也獲得了很多人的理解、認可和尊重,因為我是真心地對待當事人,真心地對待我這份職業。

      郭建梅。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郭建梅。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中國慈善家》:雖然家人很支持你的工作,但都到抑郁癥這樣的程度了,他們有怨言嗎?你的工作有沒有影響到家人?

        郭建梅:劉震云這個人就有一點很好,他很尊重人。他說,你愿意做這個事,你喜歡這個事業,就去做,這是選擇職業的最根本的標準,就像我寫小說一樣。他那時候也沒這么成功,經常被退稿,我家地下室現在還有三箱的退稿。

        他說,你看我明明知道失敗,但是我就堅持,因為喜歡,我就喜歡寫作,所以你喜歡做這個事情你就做。你原來天天就在一棟黑壓壓的樓里,周圍都是一杯茶一張報紙過一天,都能看到未來30年的樣子,你不喜歡過這種日子,不喜歡看人家的眼色。你希望發揮自己的價值,那你就去做,苦也沒關系,你要克服。所以他那時候陪著我去看醫生,帶著我去旅游,陪我散心,但是他從來沒有說你放棄別做了,從來沒說過。

        說實話劉震云是個很成熟的人,他在這個方面比我成熟,他看得很明白:選擇職業的唯一標準就是喜歡這個事兒,而不是違背你內心。

        如果說有遺憾,可能是覺得照顧自己不夠多,或者照顧家人不夠多,包括我女兒,從小到大都沒管過,女兒倒也很理解,她總說媽你別后悔。但或許也是因為從小自由放養,她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女孩子,做了導演,有自己的事業和作品。

        《中國慈善家》:壓力那么大,你怎么給自己解壓?

        郭建梅:我喜歡畫畫,最近看了好幾個畫展。另外就是旅游。我準備跟幾個朋友去巴爾干旅游十來天,這就是放松。我還喜歡禪茶,經常跟一幫律師朋友在一起喝茶,找一個茶館或者誰的辦公室,大家一邊喝茶一邊訴訴苦,表達一下對社會的關切。

        有時候我會參加一些禪修班,在山里打坐。就是讓自己的情緒放下來,不看手機不想工作,打坐冥想。

        《中國慈善家》:你是不是在寫回憶錄?

        郭建梅:我寫完了,寫了35萬字,出版公司也給我很多的幫助,但他們想要的是一本勵志的書,關于一個農村姑娘考到北大,當了律師,成為一個勵志的典型。

        所謂勵志,是以一個成功者的經歷對別人進行激勵,但我不覺得自己是個成功人士。我只能說我做了這個工作,做了我應該做的事。

        而且我寫回憶錄,也不是為了勵志。我們這代人,一直是迎著陽光干,我在18歲遇到了改革開放,遇到了高考,因此我改變了命運,來到了城市,奮斗成為了律師,然后希望去改變社會。我要表達的是,我作為一個公益律師,對于中國社會的作用和意義,公益律師存在的價值,它和社會的鏈接是什么樣的。

        《中國慈善家》:64歲了,會考慮退休嗎?

        郭建梅:那倒沒有。我現在還在干著,還在幫著,因為我覺得人也不能完全不干事兒。完全不干事兒,會老得很快。

        作者:賀斌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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